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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长久地研究了中国艺术史和中国文化史之后，把目光盯住了昆曲。

这是一种超越个人喜爱的关注，因为我觉得这种艺术样式包含着中华民族的很多文化秘密。

借着它，可以表述我的整体性观念。

我认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否重要，首先要看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被接受状态。

过去的文化史家往往过于注意某种文化在后代文人心目中达到的水准，猜测它应该发挥的社会功能，设想它可能归属的思想流派，并把这种猜测和设想当作历史定论，写成一篇篇论文，一本本著作。

而实际上，我们花了那么多口舌的那些诗文，很可能只是出现在某个私人刻本上，不仅当时未曾流传，事后也很少有人知道。

这种情况以戏剧为最，我们对剧史家费了很大力气分析、论证的那个剧本，很可能根本没有上演过，更没有多少人阅读过。

这就是说，作为戏剧，它还没有“发生”

过。

对于并没有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一往情深地长期研究，是不是太犯不着了？

◎《千家诗》书影

当然，许多文化现象的发生与戏剧演出不一样，有多种方式。

例如古代经典未必能被广大民众直接阅读，却因已经渗透在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中而成为一种宽阔的发生方式；又如原始岩画未必被很多人看到过却作为早期人类的审美验证而受到今人重视。

但是，我们更应该百倍重视那些曾经长久风行的文化现象，因为长久风行使文化变成了一种群体生态，一种文明方式，实际上也使“文化”

这个概念上升到了更宏观、更深刻的等级。

不妨说，文化，当时发生得越普及、越长久，今天研究的学理价值也越高。

某一种文化如果长时间地被一个民族所沉溺，那么这种文化一定是触及到了这个民族的深层心理。

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中华民族在艺术文化充分成熟之后有几种群体性痴迷值得注意。

第一是唐诗，第二是书法，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第三，我只能“举贤不避亲”

了，是昆曲。

它与唐诗与书法一样，让中华民族长久痴迷，长久疯狂，因此从审美意义上透露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奥秘。

昆曲曾经让中华民族痴迷了两个多世纪。

大致说来，整个十七世纪和整个十八世纪，也即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乾嘉之交，基本上属于昆曲世纪。

不仅中国戏剧史上没有其他一个剧种能与之比肩，而且即使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也很难找到更多这样的现象。

唐诗、书法虽然兴盛也不会出现万众欢腾的场面，但昆曲做到了。

因此，我认为无论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还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学者都应该对它投注更多的精力。

◎王羲之《兰亭序》

◎汪云奇绘《牡丹亭·问路》

很奇怪，十九世纪一开始，它的势头也就渐渐衰微了。

我已经发现不止一位西方学者论定，十九世纪是人类在文化创作上最少游戏意识的时代，昆曲的衰微也应顺了这种论断。

当时中西文化交流还没有像模像样地展开，因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应顺，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难题。

暂时不去管这一些了，让我们还是回到昆曲上来。

我首先要说一说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不公正待遇，然后再看看它曾经如何深入地牵动了广大中国人的艺术神经。

用国际观念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从本世纪开始的。

但是，学精思深的现代学术泰斗们从一开始就未能给昆曲以应有的地位。

他们甚至不愿意多向这种风靡两百年之久的艺术现象多瞧几眼，这使昆曲非常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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