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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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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富于民，民富才能国富，国富方可强军，大兴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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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民富就是国家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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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道就是治理国家的上层建筑”

毕竟差了千年的人，光用当时能理解的概念，解释政治经济学中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就费了我老大的劲，更别提好些人一副鸡听鸭讲的模样。

没办法只好最最基础的土地问题说开始，历代动乱民心得失，皆源于土地，而关键就土地兼并严重，失地破产的农民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

“如果我朝如果不抑土地兼并，皇室、贵族、官员、地主、富商、寺观等诸般势力，就会如虎狼般鲸吞掉百姓土地。

更为可恶的是，他们虽有大量的土地佃农，却隐瞒田地和人丁数量，持势拒交赋税。

如此一来，朝廷只好向那些尚有土地的农民徵收更多的赋税。

可怜那些肥沃的土地都被士族占去，剩下来的都是贫瘠之地，光靠那些又如何能应付沉重的税负？农民只好将手中的土地出让，自己成为士族的佃农，有土地的农民减少了，朝廷只好向剩下来的农民徵收更多的税，于是迫使更多的农民卖地。

长此下去，土地都会集中到从不交纳赋税的官员地主手中，试问国家如何强大？百姓如何富裕？所谓农为国家之根本，故而自圣祖太宗广授班田，命田永业，时代相传而不得买卖，就是为了防止土地侵占兼并之弊，而本朝以来，就一直严行保护班田之制，严打土地兼并，特别是官绅士吏*侵占永业田官授田，又清理丈量豪族大户田地严惩隐报田地之策。

就是为了确保这“耕者有其田”

的千秋之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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