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生产队的话就不一样了，每天大家都是集体劳动，每一块地的具体情况，干活的人反而不清楚，如果固定下来，比方说这一亩地始终是哪几个人打理，说不定情况就会好很多。”
胡杨仍旧迷惑“那种的时候，既然现有问题，为什么不直接跟生产队长说，生产队来处理呢？”
余秋真不忍心打击天真的孩子，说个屁，凭什么要说，说了还给自己找事。
说了他又有什么好处呀？
她绞尽脑汁给出了一个答案“因为有些事情是介于好跟坏之间的，你非要说不行的话，其实也行，但你要说行的话又有点儿欠缺。
这种情况你让社员怎么说？还不如分开来让大家负责。”
何东胜点点头“你说的是计件工分，生产队栽秧割稻子也这样记的，几个人负责一亩田。”
这样干完的人可以歇歇脚，能够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余秋摇头“我说的不是这种临时性质的，而是长期持续性。”
这种临时性的计件工分完全不适合农业生产。
因为农业生产并不能立刻看到成效。
就说栽秧吧，秧苗栽下去了，重点看的不是度，而是秧苗能不能成活。
要是一味的追求度，迅把秧给插好了，但是秧苗不能活下来，这其实反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当年大越进的时候追求的多快好省，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错误，可实际上，多与快可以迅的看到，好跟省却没有量化指标，所以才导致了浮夸风的盛行。
同样的在生产队使用计件工资也是这么回事。
胡杨来了兴趣“那你说要怎么算？”
“对事不对人。”
余秋眉头微蹙，“我看现在生产队定工分是定死了的，一个人是拿什么工分，定下来之后就始终是这个公分。
这样很容易打消大家的积极性。”
工分高的始终高，工分低的，长时间都是低，很难再调整。
前者可能懈怠，后者则是失望，不想干活。
拖后腿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集体财产变少，工分高的人也拿不到钱，同样也不愿意出力。
胡杨皱眉“工分都是生产队开大会决定下来的，也不是谁的一言堂啊。”
社员都不能做决定，那还有谁能定下来工分的高低呢？
“土地呀。”
余秋笑了起来，“人哄地皮，地哄肚皮。
干活有没有出力出力，有没有出到点子上，庄稼地最有言权。
伟大的主席不是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言权吗？庄稼地调查了多少年了？它对人最有言权。”
何东胜觉得小赤脚医生说话极为有趣，饶有兴致地追问下去“那你要土地怎么给人定工分？田又不会说话。”
“看收成呗。”
余秋笑容满面，“田不会说话，田会写字。
产出来的稻子，麦子，油菜籽，就是田写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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