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李世隆等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54—55页。
他如此绝望:“我的确就是如我经常自称的那样,是一只荒原狼,是一个在陌生而无法理解的世界里的一头迷途的野兽,是再也找不到家乡、空气和食物的野兽。”
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李世隆等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54—55页。
这样的象征形象,具有令人震惊的讽喻力量,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时代生活所存在的问题,所面临的价值危机和道德困境。
然而,贾平凹笔下的狼,既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象征,又不是真正积极意义上的象征;既缺乏必要的明晰性,又缺乏充分的深刻性。
本来作者在这部小说的开端部分,曾叙述成千上万只狼如何攻陷了一座城池,咬死了数百名妇女儿童,不仅如此,作者还明确交代,正是狼灾引发了匪乱,带来了人祸:“从上世纪一直到本世纪初的三四十年,商州大的匪乱不下几十次,而每一次匪乱狼却(都?)起着极大的祸害……”
贾平凹:《怀念狼》,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后引此书,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显然,狼正是恐怖和灾难的制造者。
按照通常的逻辑,作者应该顺着这个路向经营自己对狼的象征,把狼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凶恶、腐败的异化力量关联起来,从而赋予它以切实的象征内涵和社会批判力量。
但是,没有,贾平凹的精神世界里有病恹恹的厌世、阴沉沉的恨世、轻飘飘的骂世与乐陶陶的遁世,唯独缺少深刻的思想与彻底的批判精神。
从精神本质上说,他是一个旧文人;从性格特点看,他是一个怯懦、内向的人;从趣味及价值取向看,感官和物欲层面的事象更让他感兴趣,而意义和思想的领域则很少让他兴奋起来。
这样,在他的笔下,狼没有被赋予鲁迅小说中的那种象征意义,就是一件正常而自然的事情了。
狼,于是就被贾平凹当作诅咒都市文明的利器。
事实上,在《怀念狼》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诅咒”
的合理性。
最为可笑的是,小说对狼的莫名其妙的态度和看法,竟是来自一个喝了不止二两酒的官员的近乎戏言的一通胡话。
商州行署专员在大礼堂“作关于商州地区现状”
的报告的时候,说商州还有十五只狼。
“这句话箭一样射进我的耳朵”
(多么拙劣的比喻!)。
还说,他让人普查了一遍,还为这些狼编了号。
在他看来,狼对于商州的山民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因为:
“假如没有狼,商州会成什么样子呢?你们省城的人是不了解山地的,说个简单例子吧,山地里的孩子夜里哭闹,大人们世世代代哄孩子的话就是‘甭哭,狼来了!’孩子就不哭了,假如没有狼,你想想……”
“这我是了解的,狼对孩子们来说是恐惧的,”
我说,“没有狼不是更好吗?”
“那孩子就一直要哭下去了!”
我笑了:“你是个生态保护主义者!”
“我是专员!”
他说,真地就给我讲起了大道理。
(第21页)
商州专员的话,显然昏愚得不近情理,近乎春梦里的呓语,酒桌上的笑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
这个“深受过狼灾的土著人”
同意“专员”
的观点,并不影响“我”
肉麻而不着边际地恭维他:“而一个专员,能在普遍急功近利的仕途上将保护和禁猎的事提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在中国若不是独一无二,也是少而又少的难得,作为我是应该热烈响应和积极配合了。
当然更令我惊讶和着迷的是这才多少年,一个威胁人类的危险将可能成为一道供人欣赏的风景,这其中的内涵一下子刺激了我沉寂了很久的创作欲望!”
(第23页)总之,“我立地成佛,突变式地成了一位生态保护主义者”
,(第23页)还莫名其妙地产生了要为这些狼拍照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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