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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2页）

。

这“侏儒”

却是美好艺术的创造者。

创造者与创造物之间丑与美的矛盾，是王安忆自身最醒目的存在焦虑之一。

说出焦虑即完成了他者与自己分担的仪式，在分担和倾诉之中，焦虑被消解开来。

在《叔叔的故事》里，她以“审父”

、“弑父”

的形式作了一次精神的自审与救赎。

“叔叔”

既是“我”

的父辈，又是“我”

自己的一部分。

这篇充满言论的故事透彻地描述了当代中国作家的尴尬处境：其命运在政治的波涛中不能自主地浮沉，其写作的实质是对自身经验的背叛性和虚假性的利用；作家由于写作这一目的而使自己的人生非真实化和非道德化。

正是在倾诉这种自我意识的过程中，王安忆精神超越的焦虑得到化解。

一面在揭发自己的致命局限和鬼把戏，一面毫不懈怠地在此局限中耍自己的“鬼把戏”

，这种道德意识和其实践吁求是相互矛盾的。

当道德不是作为一种实践而是作为一种言说的时候，连言说者本身都会感到不安。

但是当这种不安的声音被放大到公众能够听到的时候，这种不安也就得到了解脱。

王安忆在寻求超越的道路上，“技术化”

的倾向也在加强。

这个问题集中在颇受好评的《纪实和虚构》里。

在这部长篇中，王安忆系统地构筑了自己的乌托邦。

她从自己的生命欲望出发，从虚构祖先的金戈铁马强悍血性中，满足她作为一个作家虚构自己的共时性（存在）和历时性存在的创造欲望。

王安忆试图在这种虚构中抗拒都市的贫瘠、狭隘与归化，抗拒现代人生命力的萎顿，抗拒永恒的“孤独与飘浮”

。

作品以单数章节叙写“我”

的人生经历——出生、成长、写作经验和“我母亲”

的片断身世；双数章节是从“茹”

姓渊源开始的漫长寻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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