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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但问题在于，池莉写作的时代毕竟已经是20世纪之下半叶了，在由中国古典文学向以文学“现代性”

为内核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过程中，不仅小说业已取代诗歌、散文而成为现代文学中最为重要的标志性文体，而且关于小说的基本观念也已经较之于中国古代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对于这一点，其实阿城也是有着清醒意识的。

虽然他关于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的论说并未终止于“五四”

新文学开始之时，虽然他也谈到了“鸳鸯蝴蝶派”

与文化寻根文学，并且还发现了5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的曾被主流意识形态一力肯定的诸如《新儿女英雄传》、《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一批革命小说中潜藏着的世俗因素，并颇具创造性地将其称为“革命”

世俗小说，但阿城其实还是明确地意识到了小说观念在“五四”

前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还是在这部《闲话闲说》中，阿城说：“‘五四’引进西方的文学概念，尤其是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概念，中国的世俗小说当然是‘毫无价值’了。”

“这也许是新文学延续至今总在贬斥同时期的世俗文学的一个潜在心理因素吧？但新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改变，影响了直到今天的中国小说，已经是存在。”

虽然颇有一些痛心疾首的意思蕴含其中，但阿城对于“五四”

之后小说观念已有很大改变的事实还是无法否认的。

在笔者看来，阿城不仅承认了小说观念在“五四”

前后所发生的变化，而且对于这种变化发生的最初端倪，其实也是有着敏锐认识的。

我这里强调的乃是他在《闲话闲说》中对于千古奇书《红楼梦》的评价。

在谈到《红楼梦》时，阿城一方面强调“《红楼梦》，说平实了，就是世俗小说”

，但另一方面却又这样写道：“我既说《红楼梦》是世俗小说，但《红楼梦》另有因素使它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这因素竟然也是诗，但不是小说中角色的诗，而是曹雪芹将中国诗的意识引入小说。”

那么，何以为“诗”

呢？阿城紧接着解释道：“诗是什么？‘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无一句不实，但联缀这些‘实’也就是‘象’以后，却产生一种再也实写不出来的‘意’”

。

在进行了这样的一番解释之后，阿城又回到了《红楼梦》：“曹雪芹即是把握住世俗关系的‘象’之上有个‘意’，使《红楼梦》区别于它以前的世俗小说。

这以后差不多一直到‘五四’新文学之前，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小说。”

真不愧是写出了堪称杰作的中篇小说《棋王》的一代小说名家，虽则只有寥寥数语，便相当准确到位地对《红楼梦》作了精要的评价，真所谓删繁就简要言不烦者是也。

在我看来，阿城此处所强调的《红楼梦》与中国其它古典世俗小说相比而增加了“诗”

的意识，其实正是强调《红楼梦》中事实上已经有所包容了的“现代性”

因素的存在。

我们之所以对《红楼梦》有着很高评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其中对于某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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