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找你来是跟你核实一个情况,国庆节前这次抗台值班你为什么擅离岗位?需要你给组织上一个交待!”
黄选刚声调不高但语气里透着严肃。
陆自明此刻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用尽可能平稳的语调语速答道:“那天晚上我值夜班,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十一点我一直在工程科办公室,整理科里的抗台情况,写通讯稿。
十一点我是出去了一趟,是到荷园小区农民工宿舍查看当天的人员转移情况,怕有人没转移造成隐患。
快一点钟才返回办公室。”
党办的小伙子在一旁低头做记录。
“你说的这些,有没有人能证明?”
黄选刚问道。
“那天晚上我在工程科,陆续打过几个电话,汇总其他几个项目上的数据情况,大概七八点钟这段时间吧,这些人可以证明我在科里值班。
后来去荷园小区农民工宿舍,有一对农民工夫妇带着一个小男孩,因为孩子发烧了,下午就没有及时转移安置,是我连夜送他们去体育馆安置点的。
他们可以证明。”
陆自明仔细回想值班的那个晚上发生的一切,也尽可能说得清晰、具体,使自己的话听上去更加真实可信。
“哦,对了,那天晚上单位应急车辆的值班驾驶员跟我一起去的,他也可以证明!”
陆自明又补充道。
“那除了晚上十一点到一点这段时间,你其余时间都在工程科的办公室里值班?”
黄选刚问道。
“是的,一直到哲立换了一天值班的,9月28日晚上应该是章哲立值班!
所谓的9月28日晚上离岗,那是章哲立不在岗?他并没有跟自己说过脱岗的事。
怎么办?如实说,会不会把朋友出卖了?不说实话,自己根本过不了今天这一关。
眼前这个架势他看出来了,肯定是要严肃追责的,自己已经被逼在悬崖的边缘!
如果被开除,那么人生一切美好的计划蓝图都将化为乌有,而且连带着弟弟的求学生涯都将陷入巨大风险之中。
即使自己能接受这样的后果,可是再压上弟弟的前途命运,那是自己也承受不了的。
再说,我27号晚上值班有多人可以佐证,想瞒也瞒不住。
只能实事求是地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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