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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告诉了我。

那位海外部副主任跟我说，巴黎记者站的朋友按着雅男寄出最后一封信的地址去找过雅男母子，但是当地人说，她们母子一年前就搬走了。

后来，那位记者就用从北京过去的那张雅男母子的照片，在巴黎的两家报纸上登出了寻人启示。

三天后，终于找了雅男母子下落。

听到这里，我有些按耐不住了。

我问道：她们母子都还好吗？

那位副主任看了看我们头儿，然后对我说：孩子很好，在一家教会办的儿童收容院里。

我的头嗡地一下大了起来，我勐地站起，失声地喊道：那雅男哪？她怎么样啦？快说！

她三个月前被送进了一家教会医院，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她得的是恶性脑肿瘤，也就是癌症听到这句话，我整个人一下子就颓落在椅子上。

过了良久，我象是对头儿和那位副主任说，也象是自言自语：我要去看她，我要去陪她。

头儿走过来，扶着我抖动不停的肩膀说：小卢啊，别急，别急。

你可以去看雅男。

而且雅男也很想再见你一面。

我们正在和法国驻北京的大使馆联系，为你们想办法，争取让你和雅男早一天见面。

也许是脆弱也许是出于感激，我扑通一下子就跪在了两位主任的面前，我含着眼泪说：我替雅男还有我的儿子冬冬先谢谢二位了。

我的头儿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这样激动过，他赶紧过来把我从地上拽起来，他对我说：小卢，不兴这个，不兴这个，快起来，快起来。

我看到我的头儿和那位副主任的眼睛里面也都噙满了泪花。

九零年那会儿，不象现在，拿到欧盟十几个成员国任何一个国家的签証都可以自由进入法国。

当时欧盟各国之间边境还没有相互开放，要想去法国，唯一的办法就是获得法国大使馆颁的签証可当时想获得法国的入境签証难度相当大。

因为法国大使馆还没有对大陆开放旅游签証这一块，他们衹受理留学或学者交流访问、商务、公干和探亲四个种入境申请。

我当时提出去法国的理由就是最后一种，探亲但是，我被拒签了。

理由是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証明我和雅男有直接的亲属关系。

虽然我的头儿派人以通讯社的名义几次和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领事部交涉，希望他们能够从人道的角度为我前往巴黎探视重病中的雅男提供方便，但是都没有结果。

那天，法国领事馆的签証官和我做了十几分钟的谈话后，最后对我说：卢先生，实在抱歉，不是我不同情你和雅男女士的遭遇，衹是有碍于我们内政部有关规定。

另外你的资料和这次申请来法国的理由也已备桉，不可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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